农地制度变革

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集中全党智慧，凝聚全党共识，深刻总结了3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和基本经验，深入分析了当前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原则，从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三个方面全面部署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其中，土地制度变革是《决定》的关键内容。《决定》指出，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强调要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并特别说明征收农村集体土地要按照“同地同价’’原则给予及时足额补偿，强调农村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综观整个《决定》，表面看来是推进农村进一步的改革与发展，但考虑到中国现行经济增长格局所包含的内在逻辑，我们认为，其精神实质与政策指向，是通过以土地为核心的制度变革及其政策硬约束，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国民经济运行格局的重构。应该说，中国的人地矛盾极为严酷，农地是永远的国家战略资源。因此，农地制度的变革是事关 “三农’’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如果基于国家安全、社会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信念，农地制度变革的目的就不仅仅在于保护农民利益与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产权基础，更关键的是要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以至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支撑。不能忽视微观制度变革引发的宏观效果。始于1979年的中国农村改革，从本质上讲是财产关系与利益关系的大调整。从包产到户到大包干的土地制度变革与农村微观组织系统再造，确定了农户家庭经营的主导地位，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并因此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经营的真实权利，从而使广大农民获得了人民公社时期不可想象的财产支配权与经济民主权(包括农民的职业转换与身份变迁)，由此产生的激励机制，推动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农业结构调整和非农产业发展成为可能，从而引发了农村经济流量的迅速扩张，有力地改变了国民经济的原有格局与经济流程。因此，《决定》的宏观社会经济效应同样值得期待。